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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的幸福如何计量

发布时间:2020-07-13 17:20:08 阅读: 来源:玻璃钢厂家

幸福该怎样计量?

幸福脆弱吗?

城市化要以人为本,人类真正的幸福不在于自私享受,这样就不会有盲目的过于快速的城市化,不会有贪图政绩的城市化,也没有自私的城市化……

“有利润500万、1000万,随你先拿。”

陈孟云说这话的时候,每天赚32元8角;一个月前,刚加了工钱,现在他每天赚55元1角7分。

他为这个承诺的背书是一本书:《中国幸福学》。“诚邀本书的合作出版者,本人仅提供书稿。”陈孟云说。

最高学历高中的陈孟云怀有幸福全人类的宏志,每天花三元钱上网费在论坛上广发英雄帖“中国幸福学---期盼中国哲学界来拷问”、“21世纪世界大哲学已诞生---中国幸福学”、“中国诺贝尔之星---中国幸福学研究”。

回音寥寥。

而他挑战的目标,只等值于上海内环内的一套普通公寓房。

陈孟云有点像企图踩住幸福影子的堂吉诃德。

少数人幸福的社会不是幸福的社会

对幸福的探究源于一次不幸福。

2003年,陈孟云39岁,他下岗了。止步于“不惑”前,他遇到了大惑。“我就开始琢磨,谁拿走了我的幸福。”

一开始是只言片语发表在论坛上,积多了,后来连缀起来,遂成书,又几易其稿。

陈孟云坚信自己是“中国幸福学之父”,其理论核心是:人类的和谐幸福是无产阶级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。

这位胸怀全球的思考者,每天的现实烦恼是合上大部头,去翻账本,皱着眉头核数目字。陈孟云现在是河南焦作焦煤集团的一名临时工,无证无编制,在后勤搞核算。他仅存的自尊是“井上工”的身份,不用下井挖煤,还有点儿知识分子的体面。

可在知识分子圈里,他又不被待见。最近陈孟云买了两本书,《西方哲学史》、《哲学野史》,来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,“很多大学问家都曾被称为疯子、傻子,孔子也是死了两百多年后才开始被接受。”

社会擅长于宏大叙事,做大做强的冲动像高铁车轮,让个人闲愁和小欲望随风而逝。焦煤划归河南煤业化工集团,来年要冲击世界500强。

“工钱比其他好多矿还是低。”即将身为国际大企业的员工,陈孟云没有那么多“在船上”的自豪感。他字斟句酌于“工钱”,而不是“工资”,因为哪天不干活,哪天就没钱。

陈孟云赚来的钱还要养活父母,“跟父母住一起,这样可以使他们感觉到幸福。”

对幸福学研究了7年,相当于读了一个本科和一个硕士的时间,陈孟云觉得还是没法指导自己去把握幸福。

“满分100,你给自己的幸福打多少分?”

“30。”

“为何?”

“没钱消费,精神文化活动更不敢碰。上班、下班,然后上班、下班??”陈孟云说,“我想参加一些竞技类的文体活动,比如篮球比赛。体育不应精英化,而应该市民化。”陈孟云是退伍军人。

根据西方经济学中的幸福公式:幸福=效用/期望值,陈孟云用减小分母的办法来使自己的幸福增值。“不能改变环境,就去改变自己。这是我们这一代中一部分人的幸福观。”

陈孟云生于1964年,见证这些年来社会、国家的巨变:1966~1976年“文革”,80年代改革开放,90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,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全面开放与发展提速。

“人的终极追求应是幸福,少数人幸福的社会不是幸福的社会。”陈孟云认为。

“中间态”下的脆弱幸福

生活在三线城市焦作的陈孟云不敢停歇,每休一天,记账本的进项为零,支出却不能断。

一线城市亦居不易。《蜗居》中海萍的一段台词让一些人觉得是在说自己:“每天一睁开眼,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,房贷6000,吃穿用2500,冉冉上幼儿园1500,人情往来600,交通费 580,物业管理三四百,手机电话费250,还有煤气水电费200,也就是说,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,我每天要至少进账400??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。”

近日,人民网进行了一次“逃离北上广”的调查,34%的人表示一线城市年轻人生活压力太大;2%的人表示生活平淡;58%的人表示很担忧。

伴随一线城市的压力,二线城市一度被看好:城市规模适中、经济适度发达、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比例适当,处在平衡的中间态。

海景御花园小区曾是大连昂贵的海景别墅区之一,但1996年建造的60座独栋别墅与数栋公寓,在生存了短短的14年后就面临拆除的尴尬,买得起别墅的幸福却遭遇规划不良导致短命别墅的“杯具”。

郑州美景天城小区的孩子6年来一直面临上学难的困境,新区的建校速度总是赶不上城市的扩展速度。

修路、建房、搭桥,目前武汉三镇有5000多个大大小小的工地,基础建设高峰期与私家车数量激增高峰期双峰相遇,江城进入“史上最堵时期”,空气质量也让市民相当担忧。

二线城市越来越向一线看齐,城市病也接踵而至,但城市又不能不发展,这种中间态下的幸福显得有些脆弱---本已握在手中,却容易被冲淡或打破。

“二线城市”是城市中的中产,社会中的中产阶级的幸福也脆弱。他们暴富没有快进键、工作没有暂停键、晋升没有快捷键,永远都是老板的播放键,阶层地位没有锁定键。一个政策调整、一次金融冲击、甚至一场重病,都会将其积累格式化,体面的社会地位背后是患得患失的身份焦虑。

作为被某种社会情绪仇视的阶层,富豪的安全感更复杂一些。杭州萧山的一名“富二代”,身价20亿,他说:“我现在最希望的是被外国公司收购,给我折现,我就无忧无虑去过日子。”他已拿到了三个“身份”:澳洲、马耳他和香港。

“幸福了吗?”央视名嘴白岩松在新书中问。“富人抱怨,穷人抱怨,上面不安,怕下面闹事,下面也不安,怕上面总闹些大事??”每个阶层都有不幸福的理由,但在彼此的对望中又都是幸福的“他者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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